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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海盗经济学平等民主有社会保障大家一起抢

2018-06-07 09:41:51

读《海盗经济学》:平等、民主、有社会保障,大家一起抢劫别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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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海盗400年屡禁不止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海盗营生也是一门生意,从如何选出船长、骷髅旗的来历,到惩罚俘虏的酷刑,海盗的世界多可以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贪欲让海盗拥有扁平化的薪酬分配制度和比商业社会更完善的社保体系,平等、民主、有社会保障,大家一起抢劫别亾

前言:那只看不见的钩

他们曾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让海洋深处弥漫着恐怖气息,让世界上为强大的政府寝食难安。法律条文给他们扣上了“人类公敌”的帽子,并且控诉他们企图“颠覆并且铲除人类的各种天赋权利和公民权利”。

他们“向整个世界宣战”并且狂热地将这场战争推进下去。嗜血成性的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看起来一派癫狂,能和其神秘色彩相提并论的,就只有我们对他们那种荒诞生活的种种想象了。

他们的同时代人称他们为“海上怪兽”、“地狱恶狗”以及“蔑视法纪、打家劫舍、戕害人类、天理不容的一群叛逆之徒”。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化身”,其他人则怀疑他们本身就是“恶魔之子”。他们根本就是“笑里藏刀”。

他们实在是罪恶滔天,连海妖卡律布狄斯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漩涡怪,是海王波塞冬与大地女神该亚之女。传说卡律布狄斯因偷宰了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牛羊,被大神宙斯扔进墨西拿海峡(Messina)。后被囚于意大利半岛南端。因为积愤难平,她每日三次吞吐海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将经过的船只吞噬。本人肯定也曾把他们当痰那样一口“啐”进海里。他们所犯的罪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看来都是如此可憎而又可怖,以至于那些曾处理过这些罪人的人们都已无法用言语来给他们烙下足够深刻的耻辱印记”。

“这一群人,我们将其称做‘人类之耻’是不无道理的,以劫掠强夺维生的他们,每一项恶行都为人所唾弃”—— 这样的评价在他们已经消失了3个世纪之后依然留存于世。

他们,就是海盗——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罪犯;而这本书里要讲的就是,隐藏在他们身后、推动着他们兴盛的那股力量——那只“看不见的钩”这里的“钩”是借用了着名童话《小飞侠》中的反面人物“铁钩船长”的外型所作的比喻。“铁钩船长”断了一只手后接上了一个铁钩作为义肢,所以作者在这里就用“钩”替代海盗的手,以体现出经济学中常说的“看不见的手”的类似含义。

亚当`斯密,你也来会一会“铁钩船长”吧

1776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亚当?斯密将他这本书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国富论》。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他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引着经济协作活动的隐形力量。根据斯密的说法,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只会对一些有利于自身的事情感兴趣;然而,很多时候,为了做成对自己为有利的事情,人们就会去做一些对他人为有利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与人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多数自利目标都是很难实现的,无论这个目标是谋得下一餐的温饱还是拿到另一双鞋子。要是你得自己生产牛奶或者制作大衣,你要掌握多少项技能又得花上多少时间才能做到啊!更别提打造你自己的汽车了——想一想这些例子,你就有体会了。

因此,斯密评论到,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犹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人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譬如说,一个牛奶生产商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赚钱),必然要以尽可能低的价钱提供的牛奶。于是他就间接地实现了他的顾客们的利益——让他们获得价廉物美的牛奶。生产者总是要向他们的顾客提供价廉物美的东西的,诸如此类,周而复始。结果就是,一群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只会狭隘地关注自身利益的人,同时也会下意识地帮助其他人。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同样也作用于罪犯们身上,与其他任何人都无异。尽管罪犯们的合作都是建立于他人损失之上的,但只要他们渴望做成那些一个人做不来的打家劫舍之事,他们就得和别人合作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只有一名海盗的“帮派”是做不下去的。为了抢得他们的目标货物,海盗们就要和为数不少的其他各类航海高手们合作。这种现象的神秘之处在于:这么一群诡诈的“乌合之众”又是如何勉力推动此类合作的呢?解读这个谜团的关键就在于那只“看不见的钩”——这是亚当?斯密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海盗版本,用以描述何以海盗们自私自利的行为终能让海上各路匪徒通力合作,而这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

“看不见的钩”与“看不见的手”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看不见的钩”考量的是海盗的自私自利对海盗圈子内的合作有何影响,关注的是海盗团伙如何运作;相反,“看不见的手”考量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如何作用于市场内的合作活动,关注的是合法市场如何运作。如果说,“看不见的手”审视的是所谓“市场无政府状态”背后的隐藏秩序,那“看不见的钩”审视的就是海盗圈子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无政府状态背后隐藏着的秩序。

其次,不像“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传统经济角色,海盗们不以任何一个做贩卖的行当为主业,因此,他们无须取悦任何顾客。而且,更进一步来看,传统经济角色满足私利的行为能让社会中更广大的人群受惠,海盗们满足私利的行为就没有此种效果了。以商人为例,他们追逐利润的过程会让我们的生活标准得以提高,因为他们会生产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产品;海盗则不然,他们的兴盛建立于他人的生产活动之上,因此,他们并未通过创造财富惠及社会;他们对其他人的财富敲骨吸髓,损害着社会。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海盗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通过合作来成就其风险颇大的“事业”。而他们之所以走上合作的道路,就是为了满足私利——无论是海盗还是来自“合法”社团的成员,他们身上皆有此关键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将“看不见的钩”与“看不见的手”紧密连结在一起。

海盗营生也是一门生意

本书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了海盗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建立于几个显浅易懂的假设之上。

首先,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不是说人们从来不会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而是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更加关心如何能让自己以及与自己亲近的人获益,而不是更加关注如何让他人获益。

其次,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不是说人们是从不出错的机器人,而是说,人们会尝试以自己所知道的方式去实现他们那些自私自利的目标。

再次,个人都受激励驱动。当从事某项活动的成本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成本下降时,人们就会更频繁地进行此项活动。当某项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增加之时,我们就会更踊跃地开展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好处减少之时,我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简单地说,人们会尝试规避各种成本同时尝试获取各种好处。

上述关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大假设在海盗身上也成立。譬如说,海盗也是自私自利的,正是对物质的关注催生了海盗,而利润又在背后大力推动着海盗。与流行文化中的种种描述恰恰相反,海盗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本书后面仔细探讨时就会发现

读海盗经济学平等民主有社会保障大家一起抢

,海盗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些方法,用来规避将会蚕食其利润的种种成本,同时用于提高其烧杀劫掠之旅的收益;而且,正是其中的某些方法使得他们臭名远扬。同样地,海盗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当法律令海盗生涯的风险上升(因此成本上升)时,海盗们就会想出一些聪明的方法来抵消风险。当海盗给帮派成员提供奖励让他们参与到别的海盗活动中时,这些帮派成员就会更加卖力,并对下一个大奖翘首以待;诸如此类,循环往复。

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可以应用到海盗身上,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理性选择”还是理解海盗们那些震惊世人的招摇古怪行径的方法。

海盗们为何会挂上骷髅图旗帜?他们为何会残忍折磨某些俘虏?怎样才算是成功的海盗?他们又为何要搞出一套“海盗章程”?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隐藏于海盗背后的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而要找出这些答案,我们只能运用“理性选择”体系。历史提供了能引出这些问题的“原材料”,经济学则提供了分析“镜头”,为找出答案助一臂之力。

当我们通过这些镜头来观察海盗时,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不寻常的行为就都变得甚为平常了。海盗们那些古古怪怪的行为,源头就是他们运作时所处的非常规经济环境(正是这样的非常规经济环境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他们自身与生俱来的古怪脾性。就如本书其后各个章节所展示的那样,一艘海盗船,其实更像一家《财富》500强企业,而不是更像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所描绘的凶恶残暴的学童帮派。撇开他们的义肢和肩膀上的鹦鹉去看,海盗营生终究是一门生意;虽然这是门作奸犯科的生意,但好歹也是门生意,所以值得从生意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海盗营生也是一门生意

本书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了海盗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建立于几个显浅易懂的假设之上。

首先,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不是说人们从来不会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而是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更加关心如何能让自己以及与自己亲近的人获益,而不是更加关注如何让他人获益。

其次,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不是说人们是从不出错的机器人,而是说,人们会尝试以自己所知道的方式去实现他们那些自私自利的目标。

再次,个人都受激励驱动。当从事某项活动的成本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成本下降时,人们就会更频繁地进行此项活动。当某项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增加之时,我们就会更踊跃地开展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好处减少之时,我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简单地说,人们会尝试规避各种成本同时尝试获取各种好处。

上述关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大假设在海盗身上也成立。譬如说,海盗也是自私自利的,正是对物质的关注催生了海盗,而利润又在背后大力推动着海盗。与流行文化中的种种描述恰恰相反,海盗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本书后面仔细探讨时就会发现,海盗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些方法,用来规避将会蚕食其利润的种种成本,同时用于提高其烧杀劫掠之旅的收益;而且,正是其中的某些方法使得他们臭名远扬。同样地,海盗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当法律令海盗生涯的风险上升(因此成本上升)时,海盗们就会想出一些聪明的方法来抵消风险。当海盗给帮派成员提供奖励让他们参与到别的海盗活动中时,这些帮派成员就会更加卖力,并对下一个大奖翘首以待;诸如此类,循环往复。

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可以应用到海盗身上,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理性选择”还是理解海盗们那些震惊世人的招摇古怪行径的方法。

海盗们为何会挂上骷髅图旗帜?他们为何会残忍折磨某些俘虏?怎样才算是成功的海盗?他们又为何要搞出一套“海盗章程”?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隐藏于海盗背后的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而要找出这些答案,我们只能运用“理性选择”体系。历史提供了能引出这些问题的“原材料”,经济学则提供了分析“镜头”,为找出答案助一臂之力。

当我们通过这些镜头来观察海盗时,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不寻常的行为就都变得甚为平常了。海盗们那些古古怪怪的行为,源头就是他们运作时所处的非常规经济环境(正是这样的非常规经济环境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他们自身与生俱来的古怪脾性。就如本书其后各个章节所展示的那样,一艘海盗船,其实更像一家《财富》500强企业,而不是更像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所描绘的凶恶残暴的学童帮派。撇开他们的义肢和肩膀上的鹦鹉去看,海盗营生终究是一门生意;虽然这是门作奸犯科的生意,但好歹也是门生意,所以值得从生意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烂狗们,且慢

许多与海盗有关的讨论都会用上“海盗”(pirates)、“西印度海盗”(buccaneers)、“雇佣海盗”(privateers)和“北非海盗”(corsairs)这几个可以交替使用的词汇。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虽然全部都是海上强盗嘛,但上述各种海上强盗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纯粹的海盗: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命之徒,他们会不加区别地袭击各路商船,只为攫取属于自己的收益。

南卡罗来纳州司法部长理查德?艾林(Richard Allein)曾如此描述他们:“海盗们以全人类、以他们自己所属的物种乃至他们的同伴为捕猎目标,不凭国籍或宗教信仰加以区别对待。”18世纪时的海盗大多就是此类货色。

相反,“雇佣海盗”则是听命于国家的海上匪徒。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会付给他们佣金,指使他们袭击、骑劫敌国的商船。因此“雇佣海盗”根本不算是海盗,他们背后有政府的支持。类似地,“北非海盗”的劫掠行为也是得到政府授意的。区别只在于,“北非海盗”以宗教信仰作为挑选目标船只的基础。例如北非沿岸的回教海盗会袭击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船只;然而,也有信奉基督教的北非海盗,“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便是其中一例。本书的讨论基本将“雇佣海盗”和“北非海盗”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不是典型的亡命之徒。

“西印度海盗”则是指17世纪早期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也就是今天的海地岛)的法国猎手,尽管他们大多数时候以打猎为生,但也不抗拒偶尔出海劫掠。1630年时,这些“西印度海盗”移居到了托尔图加岛(Tortuga),那是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一个形似海龟的小海岛;很快,来自英国和荷兰的乌合之众也被吸引来了。西班牙正式拥有这两个岛并且不大乐意看到这些暴徒栖居于上。为了赶走他们,西班牙政府将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动物赶尽杀绝。然而,这帮亡命之徒不但没有就此离去,他们还开始玩起了另一种捕猎游戏——目标:西班牙船只。

1655年,英格兰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牙买加,并且鼓励“西印度海盗”们前往定居以防西班牙重新占据那里。“西印度海盗”们多数时间都在劫掠西班牙船只,那些来往航行于西班牙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船只往往满载着黄金和其他货物。这类打劫活动多数都是些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但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活动并非如此。自《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于1494年签订之后,西班牙就在航海新世界中取得了独大的垄断地位;急于打破这种垄断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于是雇用这些海上流浪者,让他们以“雇佣海盗”的身份去骚扰西班牙。那时,“西印度海盗活动是一种海盗行为和雇佣海盗行为的离奇组合,两者往往令人难以区分”。然而,由于“西印度海盗行动时的目标和手段显然都具有海盗性质”,因此我在本书中将西印度海盗视做海盗,或者至少将其视做早的海盗,都是符合标准的。

尽管西印度海盗并非纯粹的海盗,但他们却在18世纪早期先于真正的海盗出现了,并且影响了真正海盗的组织结构。有鉴于此,在我的论述里的几个关键点中用上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也这样做了。此外,在1690~1716年间活跃于印度洋上的海盗对我的论述也同样重要。

这帮海上流浪者就像一根纽带,把更像雇佣海盗的西印度海盗和活跃于1716~1726年间的真正海盗连结起来。在17世纪晚期,这些印度洋海盗——他们的同时代人有时也把他们叫做“红海帮”(Red Sea Men),定居于马达加斯加及其周边岛屿上,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就是为了劫掠摩尔人那些满载着金银财富的船队。从大部分事情看来,印度洋海盗就是纯粹的海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却头顶着“合法”的光环出海——只是这个光环被他们的后人彻底抛弃了。

尽管本书的论述涵盖了从1670~1730年间的海盗,但其重点关注的是海盗黄金时代的阶段(也就是1716~1726年间)——那可是一个“黑胡子船长”(Blackbeard)、巴沙洛缪?罗伯茨(Bartholomew Roberts)和“棉布杰克”(‘Calico’Jack Rackam)在海上神出鬼没的年代。

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劳斯爵士(Nicholas Lawes)将这些海上无赖们形容为“来自所有国家的强盗”。抽样显示,1715~1725年间活跃于加勒比海的700名海盗中,35%是英国人,25%是美洲人,20%是西印度人,10%是苏格兰人,8%是威尔士人,还有2%是瑞典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海盗的总人数实在很难精确计量,但无论如何,其数量都是非常可观的。在1717年,百慕大的总督根据“保守估计”判断,有1 000名海盗穿梭于海上。到了1718年,另外一位官员认为,海盗人数高达2 000人。而在1720年时,杰里迈亚?杜默(Jeremiah Dummer)向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报告说有3 000名海盗活跃于海上。1721年时,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船长认为,仅仅是出没于印度洋上的海盗就多达1 500名。根据这些报告以及海盗史学家们的估计,1716~1722年间的任何一年里,在海盗出没的水域里活跃着大约1 000~2 000名海盗,这些水域包括加勒比海、大西洋以及印度洋。这些数字看来似乎无甚特别,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当你把海盗人口数量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观照一番,你就会发现这些数字多么令人叹为观止了。以当时的皇家海军为例,在1716~1726年间的任何一年里,他们每年的平均人数也就只有13 000人;于是,“年景”好的时候,海盗人数甚至超过了海军人数的15%。在1680年时,整个北美洲殖民地上的总人口也不到152 000人;事实上,一直到1790年开展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美国国内也只有24个地方的人口超过了2 500人。许多海盗会聚居在他们的陆上基地里,例如伍德?罗杰斯(Woodes Rogers)于1718年前往镇压的巴哈马新普罗维登斯岛(New Providence)就是海盗们的其中一个落脚点。然而,海盗团体的重要组成单位,也是能体现海盗这么一个群落确实曾存于世的,却是海盗船上的政权架构。与许多人想象中的海盗团伙大不一样的是,海盗船上的政权架构相当庞大。根据来自37艘海盗船的数据,1716~1726年间,平均每一个海盗团伙会有大约80名成员。有好几个海盗团伙的人数甚至逼近120人,而人数介乎150~200人的团伙也不算特别罕见。以船长塞缪尔?贝拉米(Samuel Bellamy)手下的海盗团伙为例,那就是一个由“200多名来自好几个国家的精壮汉子”组成的团伙。其他有些团伙的规模甚至比这一伙还庞大,如“黑胡子船长”手下集结于“安妮女王复仇号”(Queen Anne’s Revenge)上的海盗就有300多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8世纪早期,那些平均吨位为200吨的商船上,只有13~17名船员。

此外,有些海盗团伙的人数实在太多,已无法同时栖身于一条船上;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他们就会组建“海盗中队”。例如,巴沙洛缪?罗伯茨船长(Bartholomew Roberts)就统领着一个由4艘船组成的中队,队中有508名海盗。还有,某些时候各个海盗团伙会集结在一起联手开展他们的劫掠旅程。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海盗船队则是由“西印度海盗”打造的。以海盗作家亚历山大?艾斯克默林(Alexander Exquemelin)的记录为例,摩根船长(Morgan)就曾统领着一支由37艘船和2 000人组成的海盗船队——就这规模,足以攻打西班牙在美洲大陆沿岸的各个据点了。亚历山大还在其他地方提到,曾有一伙西印度海盗,“其手下可参与打家劫舍的船只至少有20艘”。类似地,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曾记录过一次海盗出海行动——这次行动共动用了10艘船只和960人。尽管他们的船队未必都有这样庞大的规模,但18世纪时的海盗也会“兴高采烈地加入他们那些作恶兄弟会”,以投身于由各个团伙一起联手开展的劫掠之旅。

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有航海背景。大部分人曾跟随商船出海,很多人则曾是“雇佣海盗”;另有一部分人(尽管不都是出于自愿),还曾效忠于国王或者女王陛下,是其御下海军中的一员呢。根据一份包含了169名18世纪早期海盗信息的资料显示,这些海盗的平均年龄为28岁,当中年轻的海盗只有14岁,年长的则为50岁——以18世纪的航海标准看来,如此“高龄”的海盗可算是老古董了。然而,其他大多数人都只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在这份由历史学家马科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所收集编制的样本中,57%的人年龄介乎于20~30岁之间。这些数据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海盗圈子,当中有寥寥少数几个长者(希望亦是智者)以及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海盗圈子不但年轻人当道,而且还是男人的天下。就我们所知,18世纪的海盗中只活跃着4名女性。因此,海盗圈子中充斥着睾酮素,个个都精力旺盛,其情其景大概和大学里的男生社团相去不远,只不过海盗们会少了几颗牙,甚至还拖着假腿,而且他们会拔出手枪决斗,而不是像大学男生那样通过扭打缠斗来解决问题。

读点:看不见的钩子与亚当斯密

文/白小茉 (豆瓣友)

海盗从来是一个噱头十足的话题,文学作品把这一领域视为兵家必争之地。一部《加勒比海盗》打赢了迪士尼在电影领域的翻身仗,使得妖孽的杰克船长一夜之间成为了无论孩子还是少女都为之疯狂的人物形象。日本目前仍在更新的热血长篇《海贼王》,取材中融入了“黑胡子”等历史上着名海盗传说的元素,击中的并不仅仅是宅男们的神经。

但在这些以海盗为主题的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海盗往往被描写成为了追求自由平等或兄弟之情一类的浪漫理想才“登上贼船”的,事实真的如此吗?支撑海盗400年屡禁不止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海盗经济学》要为我们揭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海盗传说背后的真相。

在海盗船上,人们确实享有更多的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并更加团结,但凡此种种,都不过是海盗们用以保证他们这种犯罪帮派内部能合作无 间的手段方式而已。我并不是说海盗们从未受过田园牧歌式美好想法的驱动,但大多数水手之所以会成为海盗,还是出于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理由:钱!

18世纪早期,约翰?鲍恩船长手下的海盗帮曾做成一票买卖,“让每个船员分到了5001英镑。”要知道当时的老百姓干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英 镑!即使是小规模的海盗帮,在1722年时干成一票买卖,也足以让每个人赚上300英镑,这是同时代普通水手辛辛苦苦干上十几年的收入!

尽管如此,可观的战利品并不是水手们放弃商船转投海盗生涯的动力。比起微薄的薪水,商船上恶劣的环境和虐待可能更让人难以忍受,难以忍受至水手们要冒着砍头的风险成为海盗。

商船上的组织形态等级森严。由于投资商船的船东并没有必要和勇气拿自己的性命亲自体验一下残酷无情的海上生活,所以他们委派了船长代替自己监 管船员。通过把给船员分派任务、控制口粮和薪酬分配、维护纪律以及惩治船员的权力集中到船长手里,船东可以限度的杜绝船员的投机取巧行为。但这种船长 的“独裁统治”在另一方面也就滋生了一个问题:船长可以轻易地利用其权力压迫剥削船员,为自己牟利。商船船长施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并不是因为商船船长们 生性暴戾,而是因为商船持有人的结构使得他们需要一位高压或独裁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海盗们的状况。与商船不同的是,海盗们共同拥有和经营船只,从这个角度上看,海盗船就像是一家“漂在海上的股份制公 司”,所有船员的利益保持一致。这就使得海盗组织更加容易建立起扁平而民主的“政体”,当然这种“政体”的产生是由于对利润的一致追逐,而并非对浪漫民主 理想的追求。

海盗们不但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力,甚至可以罢免船长。与商船和皇家海军不同的是,“任何人只要高兴了,都可以跑去和船长一起吃吃喝喝。如果 船员发现船长的饭菜更丰盛,他们会直接用自己的盘子,换下船长的那个盘子。”无论如何,海盗们确实建立了民主,并且遭遇各国政府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 化分权体系之下施行了民主,时间比美国还要早100年。

在《海盗经济学》中,作者将这种推动海盗兴盛的力量,称为“看不见的钩子”,借用了《彼得?潘》中铁钩船长的形象,比喻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正是本书英文原名《The Invisible Hook》的来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针对资本家投资的利益驱动进行了阐述:“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 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我们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们也会乐于与我们 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不能指望靠着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善心来获得我们的晚餐,我们只能指望靠着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来获得 晚餐。”保证你需求得到满足的可靠东西是“利益动机”。要是商人们没有贪欲,你就只能在自家后院里挖掘自种的胡萝卜了。但市场之美就在于他们可以驾驭人 们的贪欲,并且使这些贪欲可以为别人的需求服务。

正是海盗的贪欲促使他们创立了先进民主的组织形式并将其付诸实践;还是这种贪欲促成了海盗扁平化的薪酬分配制度和比商业社会更完善的社保体系;同样是这种贪欲,使得早在18世纪某些海盗团伙中的黑人水手就享有和白人水手同样的津贴和“公民”权力。

从这个角度讲,无怪乎时至今日海盗题材无论在那个领域都仍然拥有强大的魅力,因为除了浪漫、血腥和猎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海盗的生活符合当今世界广为认可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我们所渴望的民主、平等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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